导演张永新解析抗战题材常拍常新的原因。
《八千里路云和月》被定位为一部全景式的百姓抗战剧，力求展现那个年代士农工商各阶层人士参与抗战的生动图景。张永新表示，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在关键时刻成为英雄，一个民族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这些平凡人在紧要关头能够超越自我、挺身而出。制图：冯晓瑜 这部剧通过多角度、多层次的叙事方式，展现了抗战时期普通人的命运与选择，让人看到历史不仅是英雄的史诗，更是无数普通人共同书写的篇章。它不仅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传递出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与精神力量。
上海城外，万福与小月在战火纷飞的1937年短暂相逢。一个因被国民党抓壮丁而被迫从军的厨子，一个随小姐参加活报剧演出的丫鬟，原本应是新婚的他们，却在动荡时局中离散，擦肩而过，最终各自天涯。 在那个动荡年代，个人命运往往被时代洪流裹挟，无法自主。万福与小月的故事，正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在战乱中遭遇的缩影。他们的相遇与别离，不仅是个体情感的失落，更是历史对普通人生活的深刻影响。在国家危难之际，家庭团圆成为奢望，爱情也难以抵御时代的冲击。这种无奈与悲凉，至今仍能引发共鸣。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正在CCTV-8和爱奇艺热播。剧中展现的乱世流离下的匆匆一面，聚焦于被卷入战争浩劫的普通民众，而背景中则是抗战时期在街边巷尾、田间地头广泛传播的《放下你的鞭子》——这或许并非剧中情感最浓烈的时刻，却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也预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 这部剧通过细腻的叙事，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亡紧密相连，让人感受到那个时代人们所承受的苦难与坚韧。《放下你的鞭子》作为一部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作品，在抗战时期起到了唤醒民众、激发民族意识的作用，其影响力远超艺术本身。这种艺术与历史的交融，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也能更深入地理解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日前，在接受本报独家采访时表示，导演张永新对这一场景作出评价：“14年抗战，这出活报剧曾引起全国轰动，因为‘九一八’是全民族难以忘怀的伤痛；‘高粱叶子青又青’被一遍又一遍传唱，它与众多抗战时期的文艺作品一起激发了民族抗争的意识，凝聚了全民抗战的力量。这与我们希望通过普通人的视角、人民的历史观来讲述抗战故事，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在中国影视的脉络中，抗战题材之所以屡拍不衰，张永新认为，“历史”便是最有力的答案。“创作有一个原则——历史是谁的历史？我认为是我们的历史、你的历史，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历史。”因此，在《觉醒年代》之后，他选择投身这部作品，“以贴近地面的视角，去观察那场持久战中具体的人物，用历史的和辩证的眼光来理解中华民族精神的崇高，理解中国为何注定会胜利”。
战火，炊烟
“和平年代，一蔬一饭皆是寻常，但在80多年前的抗战时期，一碗米饭的背后却可能承载着民族尊严与个人选择的深刻冲突。若当时有人告诉你，这碗饭来自日本的米店，你会选择吃还是不吃？导演借剧中人物的争论，揭示了他被“战火与炊烟”双线结构触动的初衷。在那段历史中，不仅前线硝烟弥漫，后方同样充满斗争。米饭不仅是生存所需，更成为衡量一个人是跪着还是站着的标尺。柴米油盐之中，小节与大义的矛盾不断上演，展现出战争带来的窒息感、残酷性以及对普通生活的剥夺。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食物不仅仅是填饱肚子的工具，更是精神与信仰的象征。面对外敌入侵，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关乎民族气节。这种细节中的挣扎，恰恰反映了战争对普通人生活的深远影响，也让人更加理解和平年代的珍贵。
2023年春天，上海定时文化的制片人穆小勇带着剧本找到导演张永新。传统阴阳鱼耦合的结构让张永新眼前一亮：剧中张云魁从旧军人到共产党员的转变，以及厨子孟万福从苟且偷生到堂堂正正的成长，构成了命运的流转与交织。而剧本中张汝贤与儿媳丁玉娇之间的一段戏，令他心潮澎湃、泪流不止。“乱世风云与个体浮沉相互交织，中国军民在前线和后方抗击侵略者的奋斗与牺牲融为一体，我想我可以和创作团队一起奔赴了。” 这部作品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和深刻的历史背景，展现了动荡年代中普通人的命运起伏与精神成长。它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对人性光辉的礼赞。在当下社会背景下，这样一部兼具思想深度与情感力量的作品显得尤为珍贵。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双线叙事始于淞沪会战爆发。旅长张云魁刚入家门即辞家人，领命带队开拔，留下老父张汝贤与身怀六甲的妻子丁玉娇。也是八一三那天，韩小月还在盼着婚礼到来，却不知新郎孟万福在取喜服的半路被暴力充军。命运齿轮转动，一边是张云魁踏上迎战之路，另一边，他的家人与万福相互扶持着辗转上海。剪不断的前线与后方，家与国，山河同在。
区别于常见的抗战叙事，为国、为家拼命的张云魁和孟万福们没有确凿的历史原型。“这既是更大的创作空间，又何尝不是沉重的‘镣铐’。”张永新用了极为慎重的修辞，“因为主人公们虽不从历史书中来，但他们身上总有先辈、英雄们的影子，有历史洪流裹挟下无数普通人生活的真实情态。”信史与艺术虚构间的创作平衡，充满“度”的难题，而他信奉，“天下好戏，唯真不破”。
“战火”前线，武器、军装历经严格考据。小到一枚新四军军装的臂章，以皖南事变为界，会随服装制式的改变而更迭。“不能预设观众不懂，这是很傲慢的。”在张永新看来，服化道精益求精是对历史的敬畏，也是创作者必须翻过的山。
表演层面亦如是。“真实的淞沪会战，战地区域地表浅，战壕挖不到30厘米，就有地下水涌上来。很多时候，战士们在积水中厮杀、在积水里倒下。”导演记得，拍摄剧中白家宅一役，正是盛夏，地表温度近50℃，阵地上、战壕里的积水在高温下早成了脏水。“置身那样的环境，血雨腥风、惨绝人寰的感觉会穿越历史扑面而来，你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那一战，于连长被流弹击中，仰面倒在孟万福眼前，污水顷刻漫上耳眼鼻口。“观众隔着屏幕尚且受到视觉冲击，现场，存了20多天的积水隔着好几十米都能闻到刺鼻味道。可只要不喊停，演员就一条条拍，一次次被脏水倒灌。”后来，从脏水里起身的张晶伟告诉导演，创作者都抱着一样的心，希望能离真实近点再近点。
“炊烟”后方，1937年到1945年，乱世中的上海时局变幻莫测。张永新许多次向许静波带领的历史民俗顾问团队发问，不同的人物身份该配什么样的纸笔，街上哪些人戴礼帽、穿皮鞋，林林总总都要基于史料支撑，“言必有出处”。
有时候，问题还很苛刻。剧中鸠占鹊巢的张云旗要给丁玉娇施压，感慨塌棵菜一天一个价。张永新问，能知道具体日子对应的物价吗？最好精确到日、锁定到法租界内或外。“我自己都觉得太霸道‘无理’了。”但团队报以精准的学术开掘，因为创作理念一致——“硝烟对撞人间烟火，炊烟变了血色。一天之差、一条弄堂之隔，物价可能天差地别，这是战争对百姓戕害很具象化的体现。”
英雄，平民
第一集，张家父子之间曾有一段关于“才”与“气”的对话。张汝贤借赵孟頫与颜真卿的差异来启发即将出征的儿子：“颜鲁公从头到尾坚持使用正锋，笔力刚劲、气势独立，锋芒毕露如剑般凌厉，他的用心在于为天下人写下‘男儿’二字。”后来得知战事不利的消息，老太爷虽悲痛万分，但心中所愿不过“云魁死得其所”。
“抗战剧很多珠玉在前，少不了英雄叙事。”在张永新看来，《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特别，还在于编剧在人物成长弧光之下埋了层思辨，探讨何以为英雄、何以为中华民族。
对比家训教导“能无惧而已矣”的张云魁，信奉“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厨子孟万福，出场显然难以称得上英雄。他安于市井生活，被强行征兵，一心只想钻狗洞逃跑，宁愿自贬为“贱出全民，我就是条虫”，也只为求一个“生”。侥幸从战场归来，与张家的妇孺老幼相互扶持来到上海，趋利避害仍是他的本能，所思所想不过“活下去，找小月”。 如果说在白家宅、柳镇的惨烈战斗中，亲眼目睹战友“全打没了”，给他的心灵带来沉重打击；那么在上海法租界，他与丁玉娇的冲突，则让他第一次真正看到了张云魁等人眼中的“大”。 **看法观点：** 孟万福的形象，正是那个时代无数普通人的缩影。他没有英雄的光环，却有着最真实的生存意志。他的“怕”与“求生”，并非懦弱，而是对生命最本能的尊重。而当他逐渐在冲突与经历中开始理解“大”的意义时，也恰恰说明了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复杂与成长。这种转变，或许比单纯的英雄叙事更具现实深度。
张云魁就是天生英雄了吗？“他也有他的混沌、短板。”张永新说，“云魁曾抱定‘军人必须死于国’，当发现自己为之付出、牺牲，为之捍卫的所谓‘国民政府’，其上层是如此颟顸、荒唐，其内部上下如此中饱私囊，他苦苦挣扎。”蒙冤、申冤、四处寻机打鬼子，一路颠沛流离，他顶着孔二包之名，走过南京、武汉、徐州、台儿庄，“从至暗时刻到心向光明的抉择，他身为军人对使命的坚守、信仰的蜕变，是个觉醒的过程。”在他身上，八千里路的“路”，是个体在乱世浮生中确立信仰、追随信仰之路，是那个年代无数进步青年心向延安之路，也如开篇娓娓道来的家书所言，是“我们家”与“我们国”一里一里从最深的夜走到天明的迢迢长路。
云魁与万福之间存在着一种镜像般的对照关系，同样展现了英雄源于平民的精神升华过程。曾经生活优渥的丁玉娇被推入社会底层，不仅褪去了往日的奢华，还要承受巨大的屈辱与磨难。“在她濒临绝境时勇敢站起，最终成长为党的地下工作者，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这正是中华民族女性最壮美精神的体现。”此外，在白家宅的中秋夜晚，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士兵围坐月下，唱着家乡小调，从讲述个人恩怨到誓言坚守阵地、承担家国大义，这些普通人的命运突变看似偶然，实则是战争浪潮中不可避免的必然。
张永新说，《八千里路云和月》定位全景式百姓抗战剧，就是尽可能铺开那个年代士农工商不同阶层人士抗战的图景。“何为英雄？何为狗熊？不仅是那个年代，也可以观照当下。”194天的拍摄周期，他给演员们说戏，故事里面对个人尊严、国格、价值观的绝境，有苟活的人，更有宁折不弯的人，“我常常讲着讲着眼泪流下来”。
在他看来，芸芸众生都有成为英雄的潜质，关键在乎选择。“我们渴望观众从这些普通人身上看到些许自己的身影。因为一个民族的伟大，正在于普通人能在关键时刻超越小我”。
月圆，月缺
全剧开篇，丁玉娇在一封家书中开宗明义，提到她的月明有两个父亲，一个赋予他生命，另一个则守护他的成长。张永新补充道，在老太爷张汝贤的视角中，云魁与万福又何尝不是两个儿子。 从这封家书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家庭关系并非仅限于血缘的界定，更包含了情感与责任的深度交织。这种对“父亲”角色的双重诠释，反映出传统家族观念中情感纽带的重要性。无论是生身之父还是养育之父，都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种叙述方式不仅展现了家庭内部复杂的情感结构，也让人思考现代社会中亲情定义的多样性与包容性。
剧中的张汝贤是一位传统士人，以高尚的品格和诗书礼仪传承家风。年幼的云魁在父亲的讲述中多次聆听屈原的故事，每当听到屈原投江而死，云魁总是悲痛欲绝，泪流满面。后来，老太爷将屈原的故事一字不差地讲给年幼的孟万福听，告诉他，世上确实有这样的人，为了某种信念“虽九死其犹未悔”。张汝贤与张云魁是父子，同时也是精神文脉的延续。从这个角度看，在老太爷教诲下启蒙的孟万福，也可以视作张汝贤的后继者。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正是依靠民族精神的力量，这种浩然之气在血脉传承与文脉延续中，不断塑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世界。
正因此，张永新的剧作里从不缺文化意象、东方美学。他用赋比兴，用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也用留白，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里的精华所在。《八千里路云和月》中，道边的石像生、溅满血的棉花、马头墙下风中摇曳的宫灯……种种“写意”，建立在扎实的“写实”之上——细节经得起推敲、情感立得住，他才把抒怀表意的功能交付一个空镜、一段留白。
这个故事里，九个中秋串联起家国命运。第一个中秋，尚在南京的丁玉娇与张汝贤在防空洞中抬头望见被残垣隔断的明月，而战场上的张云魁则吃着孟万福用菱角做馅的月饼。月光清冷地洒在大地上，更添“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愤与苍茫。正如张永新所言，“寄月抒怀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情感表达”，一轮明月承载着相思、乡愁与对团圆的期盼，每个中国人都能读懂其中的阴晴圆缺。“寄月抒怀”不仅是情感的寄托，更是民族精神的延续。剧名取自岳飞《满江红》，剧中还出现了颜鲁公、屈原、辛弃疾等承载民族气节的历史人物，言有尽而意无穷。通过这些融入民族血脉的文化符号，观众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深邃，也更容易与作品产生共鸣。 **看法观点：** 这段文字以中秋为线索，将个人情感与家国命运紧密结合，展现出历史背景下普通人与英雄人物的共同命运。它不仅展现了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也体现了对民族精神的深刻挖掘。通过细腻的情感描写和丰富的文化意象，作品唤起了观众对历史的反思与对文化的认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思想深度。
事实上，电视剧蕴含的古典韵味不止于剧情、画面。剧集同名片头曲，作曲张镒麟赴上海、苏州、舟山等地采风，拜访昆曲名家严亚芬、朱为总，又请来北方昆曲剧院首席演员高雪等录制。正是在大量昆曲熏染中，编曲渐有眉目——以童声合唱表现抗争，用唢呐演奏昆曲《朝天子》曲牌，“童声的纯净与抵御外侮的激昂，极具冲击力，会穿透历史而来，唤醒藏于骨血的文化基因”。片尾曲《九个月亮》则是导演在创作会上的即兴灵感，“九个月亮在天上/九个月亮在水中”“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歌词取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名句，诗圣在忽闻战乱平息后的狂喜之情，虽隔千百年，“能让我们从多个维度理解战争，理解中华民族的心胸与格局”。
“我是山东人，从小家里老人就给我讲抗战的故事。”张永新说，他希望通过电视剧向观众传达一个信息：中华民族并不好战，但同样不会任人宰割。“‘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话激励了多少仁人志士，这种精神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从未中断。”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张永新不仅是在讲述历史，更是在传递一种民族精神。抗战故事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更是对当下和未来的启示。中华民族在面对外敌入侵时所表现出的坚韧与不屈，是值得后人铭记和传承的。这种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提醒我们无论面对何种挑战，都要保持自强不息的信念。
当《八千里路云和月》携带着中国人的价值观与信仰与观众在当下相遇，尽管市场不断变化，但总有一群审美共鸣、精神契合的观众存在。“我不会改变”，张永新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