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新、贾樟柯、董润年探讨电影为何仍值得热爱。
董润年、贾樟柯和黄建新（从左至右）
银幕亮起，黑暗的放映厅成为人们共享的精神空间，在这里，我们通过光影看到他人，也照见自己。为一个虚构的故事欢笑或落泪，在共同的静默与叹息中，寻找那种久违的共鸣与共识。 电影院不仅是娱乐的场所，更是一个让人重新连接情感、思考自我与他人的场域。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这样的公共空间显得尤为珍贵，它让我们在短暂的沉浸后，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与归属感。
然而，在信息爆炸、媒介多元的当下，电影这列从19世纪出发的列车，似乎正驶入一片充满迷雾的未知领域。观众所面对的，已不再是“无法看到电影”的短缺，而是“如何挑选电影”的困惑；创作者所面临的，也不再是“无法拍出电影”的难题，而是“拍给谁看、为何而拍”的深刻反思。评价的声音前所未有的喧嚣，但评判的标准却显得愈发模糊。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与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中国电影新评价体系发布暨影评人论坛，近日在北京798文化产业园第一车间举行。黄建新、贾樟柯、董润年三位不同代际的电影人围坐圆桌，以“发现好电影，寻找新观众”为主题展开对话。他们从个人记忆出发，回顾创作中的艰辛与收获，探讨市场变化与技术发展带来的影响，最终回归到一个根本问题：在当下，电影为何依然值得我们去热爱？ 此次论坛不仅是一次对电影现状的深入思考，也体现了行业对电影本质的重新审视。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电影作为艺术表达与情感共鸣的重要载体，其价值并未减弱，反而在不断变化中展现出新的生命力。面对多元化的观影选择，如何让好电影被更多人看见，如何让电影真正触及观众的心灵，成为每一位电影人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1.电影业是一个迷人的行业，它体现了想象力、创造力与表达能力的综合输出，是艺术与技术紧密结合的产物。作为一门融合了叙事、视觉与情感的艺术形式，电影不仅塑造着大众文化，也深刻影响着社会价值观与思想潮流。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电影依然以其独特的方式吸引着全球观众，成为连接不同文化与人群的重要桥梁。
“人对一件事情产生喜爱，往往是因为好奇心，其实并没有太多道理。”黄建新表示，他从6岁开始就迷上了电影，“小时候孩子们都喜欢跑到银幕后面，想看看演员在哪里，后来慢慢长大才明白电影是一种幻觉，是人为创造的艺术，由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部队服役期间，他对电影的热爱逐渐加深。他回忆起在部队时偷偷看电影的经历，“我从暖气管道的坑里爬进去，藏在礼堂里，正面有人看管，我就跑到银幕后面去看，看完后头都晕了。”在部队图书馆里读到库里肖夫的《电影导演基础》，让黄建新第一次感受到电影的奥秘。退伍后，他进入大学学习中文专业，遇到一位热爱电影的老师，毕业后被推荐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文学部担任编辑，之后从场记、助理导演、副导演一步步成长为导演。
“你让我说到底因为什么爱上电影，我真不知道，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爱上了。”黄建新曾这样说道。对他而言，电影有着无法替代的魅力，“电影业是一个迷人的行业，它是想象力、创造力和表达能力的综合输出结果。”在热爱的同时，黄建新也坦言做导演非常辛苦，是一种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疲劳。每天到现场工作大约十二个小时，加上往返时间一个多小时，回家后还要再花两三个小时做准备工作，每天基本上要工作十五个小时以上。“如果你不热爱就坚持不下去，这是一块试金石——不热爱的人就改行或者放弃了，爱它的人才会坚持下来。”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黄建新对电影的执着与投入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源于内心深处的热爱与认同。这种坚持不仅需要专业能力，更需要极大的毅力与热情。在当今快节奏、高压力的行业环境中，像他这样依然坚守初心、甘愿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的人，实属难得。这也提醒我们，任何值得追求的事业，都需要以热爱为基石，才能走得更远。
贾樟柯表示自己一直对电影有两个认知身份，一个是“影迷贾樟柯”，一个是“导演贾樟柯”，“我首先是个影迷，这和我成为导演有关系，但也没有太大关系。我也是一名拍电影的导演，爱上电影和爱上拍电影，对我来说是两件事。”
“影迷贾樟柯”是汾阳街头长大的孩子，“小时候我在家乡的街头乱跑、无所事事，那时候没有幼儿园，家长都上班，没人管我们。电影院是我们的一个去处，县城就这么大，很多地方都逛腻了，但电影院不同，每隔两三天放的电影都不一样，像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小时候我想尽各种办法看电影，溜进去、跟着大人混进场，电影院成了我常待的一个地方。作为一个物理空间，它特别吸引我。所以我特别爱电影院。”他说自己至今迷恋单体独栋的电影院，“我现在都尽量不到商场里看电影，我喜欢电影院独立的建筑。”
“导演贾樟柯”的诞生则有具体契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看了陈凯歌的《黄土地》后，发现自己更喜欢电影这种表达方法，“那之前我是文学青年，写小说，也发表过一些作品，看完之后就果断决定要从事电影工作。”
贾樟柯在谈及自己的电影创作时提到，他始终保持着清晰的脉络、思路以及对世界的独特关注。然而，作为一位影迷，他对多元类型电影的热爱从未改变。“我尽量像小时候那样放松地去接触这些电影，不带太多预设。”他表示，很多被专业人士认为拍得不够好的电影，他有时也能看得津津有味。尽管从专业角度来看可能存在诸多问题，但总有一些地方能触动他，那些真善美的、有人情味的元素往往最能打动人心。因此，他始终以影迷的身份去热爱电影，用轻松的心态去接触作品，不会因为一部电影与自己的世界不太契合就轻易排斥或激烈批评它。 在我看来，这种态度值得许多创作者和观众借鉴。在当下信息爆炸、评价标准多元的时代，保持开放与包容的心态尤为重要。电影不仅仅是艺术表达的载体，更是情感与思想交流的桥梁。真正的好作品不一定符合某种固定的评判体系，但只要能引发共鸣，便具有其独特的价值。贾樟柯的这种观影方式，体现了一种对电影本质的尊重与理解。
80后导演董润年表示，自己热爱电影有两个原因：一是通过电影能够进入现实中无法触及的多种世界；二是当在电影院里与观众一起笑、一起哭时，那种情绪释放的满足感以及身处群体中获得的认同感和安全感，是独自使用手机或在家看电视时无法体会到的。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去影院观看喜剧片的经历，回家后再看一遍时，发现很多情节在单独观看时并不觉得好笑，但在影院中受到集体情绪的影响，大笑带来的减压效果却截然不同。
2.创作者和观众的对话是连续的，是一个整体的积累
贾樟柯也喜欢影院的公共性，在他看来，影院是形成共同话题的场所。就像踢完一场球，大家会津津乐道地聊比赛，电影也一样。“我们的家庭不同、背景不同，但在影院里通过电影经过了同一段生活、同一件事之后，走出影院就有了共同语言，带给我们共同的讨论。我记得小时候大家常坐在电影院的台阶上，聊里面的人物，大一些的孩子还会模仿台词，这种公共性特别让我着迷。”
贾樟柯表示，尽管他拍摄的多为所谓的艺术电影，但他始终对电影的公共性与大众性充满兴趣。“电影本身基因中就蕴含着大众属性，因此作为影迷，我看电影从不挑剔类型，各种类型的影片都能带给我不同的情感体验，甚至在生理层面带来满足感。”
对一部电影的评价，在董润年看来，本质上是大家在寻找自己的同类，找到一种“我在这个社会中被认同”的方式，“电影是一个特别好的能把群体团结起来、互相找到认同的一个形式。”
作品的公共属性，天然地构建了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对话空间。当一部电影面向公众上映后，导演的个人意图便凝结在影像之中，而来自各方的反馈，则成为作品传播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回响”。问几位导演是否曾看到某些评论，内心闪过“真想解释一番”的念头？贾樟柯表示，每部电影当然是公共的，但对创作者而言，它也是内心的秘密、内心的世界。“所以我们拍完电影，把内心的秘密展现给别人之后，就任由大家去感受。”他看评论时更多是从大众心态和情绪的角度出发，“会看得津津有味，因为能从中发现当下的社会情绪。”但他并不回应这些评论，一方面是因为回应不过来，另一方面也没有必要，“导演不负责解释作品，观众有权用自己的情绪和智慧去解读一部电影，哪怕是过度解读。” 在我看来，这种态度体现了创作者对艺术表达的尊重，也展现了对观众自主性的信任。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其意义不应被单一视角所限定。观众的多元解读，恰恰是作品生命力的体现。在信息高度流通的时代，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但保持一定的距离感，或许有助于维持艺术的纯粹性与独立性。
贾樟柯指出了一种常被忽视的风险：在面对评论时，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批评，而是过度的赞誉。“批评虽然刺耳，但它能促使你在创作中进行反思，无论其是否准确，某个观点或许正击中了你的盲区；但过誉却十分危险，它可能扼杀你的想象力和未来。因此，在面对评论时，对好评更应保持警觉。” 我认为，贾樟柯的这番话揭示了艺术创作中一个重要的心理机制。批评虽令人不适，却往往能带来成长的机会，而过度的赞美则容易让人陷入自满，失去继续探索的动力。在当下信息高度流通的时代，这种“过誉”现象更为普遍，创作者更需保持清醒，避免被表面的掌声所迷惑，从而迷失自我表达的方向。
黄建新从创作规律的角度出发，解释了为何创作者无需也不应逐一对作品进行详细说明。一部作品从构思到完成，短则需要三五年，长的甚至要七八年。在这段时间里，创作者经历了数千个日夜的思考，完成了完整的理性梳理与感性表达，“这部电影就是他全部的表达。”
董润年认为创作本身就是和观众的对话。一部电影推向市场以后，它的最终完成，是由观众的解读、接收、认知和感受来实现的。“观众的理解能给我很多启发，有时候我看评论，会发现很多我创作时完全没想到的解读角度，让我知道同一种表达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会引发多元理解，对我下一部的创作有好处。”在他看来，创作者和观众的对话是连续的，不是一部作品结束对话就终止了，“这是一个整体的积累。”
3.在当下时代，电影仍是刚需
热爱电影是一回事，让当下的观众走进影院则是另一回事。如今，艺术形式的多样化已成为电影行业面临的一个现实挑战。首先，碎片化的时间占据了大量的生活空间，尤其是在大城市，考虑到通勤时间，看一部电影可能需要整整四小时，这对工作日忙碌的上班族来说几乎难以实现；其次，如果一部电影要适应市场进行创作，通常需要三年的周期，但如今信息的高度发达和碎片化的传播方式，使得社会意识的转变速度远超以往经验。黄建新曾表示：“以前可能三四年是一个周期，现在可能只有两个月。” 在当前这个信息爆炸、注意力稀缺的时代，电影作为传统娱乐形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观众的选择越来越多，而时间却越来越有限。电影不仅要具备艺术价值，还需要在内容和节奏上更贴近现代人的观影习惯。同时，市场的快速变化也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快速响应社会情绪的变化，成为电影行业亟需解决的问题。
这种现象造成了一种令人感到无奈的错位：一些电影本身质量较高，但等到上映时，观众的审美兴趣已经发生了变化，导致观影人数很少。黄建新补充表示，与短剧的制作模式相比，电影在如何适应市场方面确实需要进行反思，应该寻找方法来避免这种错位。不过他同时强调，这种情况主要适用于面向市场的商业电影，而那些思想深刻的作品则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在贾樟柯看来，当前最核心的问题并非新媒体之间的竞争，而是观众进入电影院的机会变得需要特别安排了。“看电影曾经是一件很随意的事情，现在却变成了一件需要专门安排、甚至显得庄重的事情。”他回忆自己五、六岁的时候，经常在街上跑来跑去，看到有电影院就直接进去看了；而如今的孩子很难自然地接触到电影院，这个空间对他们来说已经变得陌生，因为他们要参加各种培训班、夏令营，上学和放学都有父母接送。“我们有十四亿人口，潜在的观众数量非常庞大，但问题在于，成长过程中走进电影院变成了一件需要刻意安排的事，而不是一种可以偶然接触的经历。”
董润年则表现出较为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电影依然是人们不可或缺的媒介。“全球范围内正在经历巨大变革，许多曾经被广泛接受的共识如今正在被打破并重新建立，过去大家默认为共识的内容，现在可能已经不再适用，而新的共识尚未形成。”在董润年看来，这正是电影、文学以及电视剧等长内容作品所具有的价值所在，“因为要表达完整的思想、形成一种共识，仅靠几秒钟的短视频很难实现，必须依靠完整的世界观和完整的表达方式才能达成。这并不是电影的衰落，而是其不可替代的原因。”
4.电影要守住叙事本体，不要盲目去追“快”
观众的审美习惯发生了变化，更倾向于碎片化、非连续性的观看方式，追求短时间内的情绪释放与情感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电影应该坚持自身的特色与优势，还是应该更多借鉴短视频的优势，使电影呈现出与传统不同的形态？
黄建新以诺兰新片《奥德赛》举例，影片前面慢慢铺陈，把所有信息都讲明白，后面的内容才能层层叠加；不讲明白的话，所有信息都是散乱的。电影叙事本身的规律——铺陈、叠加、最终产生情感冲击，并没有因为短视频的流行而改变。电影的“慢”不是缺点，而是它叙事力量的来源；面对碎片化时代，电影首先要守住自己的叙事本体，而不是盲目去追“快”。
贾樟柯认为真正的问题是观众与影院空间的疏离。他认为经历过卫星电视和DVD的冲击，电影都挺过来了，短视频和短剧未必更致命。
董润年的视角则落在创作者个体和代际更替上，“创作者只能拍自己喜欢、认同、擅长的形式。遇到欣赏的新形式，可以吸收进自己的创作体系里，但要说因为现在短视频流行，就刻意去学它，是做不到的。”
一代又一代的新创作者不断涌现，他们正以全新的方式重新定义影视内容的边界。今年好莱坞两部备受关注的恐怖片《后室》和《痴迷》，便由一批年轻的互联网内容创作者执导，这些创作者大多在二十出头的年纪，他们用独特的视角和理解力创作出的作品，赢得了更年轻观众的青睐。如果要探讨电影与短视频、短剧之间的衔接路径，这或许正是电影公司需要思考的问题：如何发掘那些生活在新语境中的年轻创作者，让他们成为未来内容生态的重要力量。 在我看来，这种趋势反映出内容创作正在经历深刻的代际变迁。网生代创作者不仅熟悉新媒体传播逻辑，也更懂得如何与当下年轻受众建立情感连接。他们的出现，为传统影视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行业转型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电影公司若能及时调整策略，积极吸纳这些新兴力量，或将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董润年指出，观众真正追求的并非“快”或“慢”的表现形式。例如今年上映的《给阿嬷的情书》，其叙事风格较为传统，节奏也较为舒缓温柔，但依然获得了广泛认可。“如今看电影需要专门前往影院，花费不少精力，观众一定是希望看到一部能够在当下与周围人产生共鸣的作品。”哪些作品能在哪些群体中形成怎样的共识，可能将决定一部电影的受众规模和未来发展方向。
董润年认为，未来的电影市场可能会更加细分，不再像过去那样，全年几部大片被所有人观看。而是每个影片都有明确的目标受众和观众规模，在此基础上反过来影响电影的创作方向、成本控制以及发行策略等方面。
5.拥抱变化，是每个电影人都该有的态度
什么样的电影才能配得上观众的喜爱？贾樟柯表示，观众的需求各不相同，但从创作的角度来看，最基本的是要用心，要有情感和真诚，制作也要认真，不能敷衍了事。他提到，虽然最终作品是否合格可能受限于能力，但发心和创作态度是可以通过自我修养来提升的。我们常常思考如何创新类型、如何更好地运用类型元素，却常常忽略了最根本的一点——只有当你有一个真正想要表达、扎实的故事时，你才需要类型，类型语言才能实现创新，才能做到更好。
黄建新表示，现在普通人都可以用AI做实验短片，观众对电影的审美、对视觉专业水准的提升速度，超出想象。“我们现在招的硕士生，有些从来没学过电影，第一次做AI作业，但完成得最好的反而是没接受过专业教育的学生。”他问这个很优秀的学生为什么读硕士之前不学电影专业，学生说以前的专业是妈妈定的，“所以你是不是真的热爱、是不是真的有表达欲、是不是真诚创作，不投机取巧，这才是做电影最基本的准则。”
在如何把握“让观众感到畅快”与“引发观众对现实的思考”之间的平衡问题上，电影究竟应该起到舒缓情绪的作用，还是激发强烈的情感波动？董润年表示，每一次类型片的创作都是一次独立的尝试，缺乏太多可借鉴的经验。归根结底，关键在于创作者对当下社会的观察，你被什么所触动，又想表达怎样的观点。目前每一部电影都是一次冒险，创作者都在全力以赴地向前冲刺，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好电影是一个事后判断的问题。”他说道，“没有哪位创作者在创作时就敢断定这部电影会成为好作品。我们只能尽力做到对得起这部影片。在众多创作中，可能只有少数几部会被认可，之后才会回过头来总结它们成功的原因。但如果没有创作，连这少数机会都没有。”
黄建新说：“干电影这件事容易上瘾，你要戒掉挺难的。”他表示，要做一个合格的、观众喜欢的、艺术上过得去的电影人，就要学习，不停学习新的知识。要广交朋友，交各个年龄层的朋友，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喜欢什么、他们的语境是什么。“拥抱变化，是我们每个电影人都该有的态度。我们希望跟观众建立良好的朋友关系，大家共同努力才能把中国电影做好。”
“发现好电影，寻找新观众”，是这场论坛的主题，也是中国电影当前所面临的重要课题。真正的答案并不在于几位电影人的精彩语录中，而是在于一部部电影被创作、被呈现、被讨论的持续过程中。电影是一种关于“看见”的艺术——它让我们看到人与时代的关系，看到集体的记忆，看到共同经历的喜怒哀乐。当观影变成一种需要特别安排的活动，依然有人选择走进影院，也有人坚持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他们之间的默契，或许正是对“我们为什么热爱电影”这一问题最真实的回答。（文/记者张嘉） 在我看来，电影不仅是娱乐方式，更是一种连接人心的媒介。在快节奏、碎片化的当下，电影依然拥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恰恰说明了它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不可替代的价值。如何让更多好电影被看见，如何让新观众被吸引，是电影行业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唯有不断探索和创新，才能让电影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镜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