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财经时报2026年09月06日 15:31消息，《重器》收官，导演沈严讲述法治建设的真实历程。
《重器》的主人公是由五位法学院同学组成，毕业后分别进入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不同岗位的年轻群体。
它并非一部以烧脑著称的悬疑剧，但对未来的铺垫和后续发展的悬念设置，却极具吸引力。它也并非依靠明星效应来吸引观众，却成功吸引了众多优秀演员前来客串，即便戏份不多，也展现出对我国法律工作者的敬意。 这部作品通过细腻的叙事和扎实的表演，展现了法律题材的独特魅力，也让观众在轻松中感受到法律精神的力量。它不依赖夸张的情节或明星阵容，却凭借真实与专业赢得口碑，体现了中国影视创作在内容深度上的不断提升。
戏里戏外都引人奔赴，因为剧中展现的现实与未来，与当下产生共鸣。“很多观众都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同龄人，正因为亲身经历过，才更能体会其中的不易。”导演沈严表示，“许多创作者的初衷一致，就是想把距今不过三四十年却仿佛隔世的那段历史讲述给今天的人们。” 这部作品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正是因为其真实地还原了那个时代的风貌与情感。它不仅是一段历史的回顾，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当下的生活与思考。在快速变迁的时代中，这样的作品让人重新审视过去，也更加珍惜现在。通过影像的力量，那些曾经离我们不远的记忆，再次被唤醒，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年代法治群像大剧《重器》在CCTV-8黄金档和爱奇艺首轮播出后已圆满收官，但随着部分社会新闻的曝光以及法律界人士的深入解读，关于该剧的讨论热度依然不减。从观众反馈来看，《重器》获得了积极评价，也让导演沈严更加确信自己的创作方向是正确的。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这位曾执导过《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大考》等热门作品的导演，毫不吝啬地用极致的形容词来评价《重器》，称其为“自己拍摄的作品中，最喜欢的一部”。 《重器》作为一部聚焦法治主题的现实题材剧集，不仅展现了时代背景下法律与人性的复杂交织，也通过多线叙事呈现了不同人物的命运起伏，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其在播出后的持续热议，反映出观众对高质量法治题材作品的期待与共鸣。
创作者的偏爱，不单因题材稀缺——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扶持项目，《重器》有若干“第一”，第一次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指导，第一次聚焦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第一次清晰呈现从“流氓罪”存废到“疑罪从无”确立的法治演进脉络。还因为“第一”意味着无前作可参考，某种角度看，创作者与剧中人一样，都在“拓荒”中期待玉汝于成。尤其要在历史转型的关键阶段回望中国法治建设的艰难突围，人物塑造、案例选取、尺度拿捏，千头万绪都靠摸着石头过河。“真实就是创作的底线。”沈严口中的真实，既指案件细节、司法程序、年代氛围等多维度的求真，“还有一层叫‘实事求是’，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影响了中国的重要思想理念，也是我们做这部剧的态度”。
大结局时，《重器》收束在1997年刑法大修。和不少观众一样，沈严也真切期待第二部开启，因为直面历史，客观地看待一路泥泞、一路前行，惟其如此，“知来路，更能明去处”。
时代与个体
《重器》的讲述始于特殊时间点：1979年7月1日。那天，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内，国家“一日颁七法”。但有法可依，尚不能直通良法善治，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从人才培育到观念普及，正待混沌中拓荒。
近乎系统性的重建怎么拍？沈严说，再宏大的叙事究其根本都是“人”。“人的故事，人物之间的关系，他们与社会生活、与时代的连接，总是吸引我深入其中。”他记得两年多前第一次拿到剧本大纲时的激动，十万多字一气呵成地读完，个体在时代大潮下的顺流与逆流、奋力或无力，在心里深深留痕。如剧集开篇政法大学教授周一仆在黑板上写下“法律人”那般开宗明义，《重器》拍法治建设演进，就从法律人的浮沉开始。
主角团是五名法学院同窗毕业后奔赴法院、检察院、律所等不同岗位的青年——陈一众、余高远、张丽慧、夏英杰和陆则铭。跟随他们成长，北京、南余县、滨江市、别山监狱等不同地域的社会生活图景渐次铺开。沈严说，“除了首都，我们虚化地名，只想表达，那是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五位青年连同随案例出现的角色，则是“一群人的缩影”，其中，固然有向现实妥协及受困于时代局限的人，更有一大批或理想飞扬、或踏实前行、或挺身而出、或咬定青山的“法的信徒”。“赵冬苓老师的剧本不回避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代价和阵痛，也不回避不同个体在追求公平正义时产生的争辩、博弈、无力，这些都是创作者的实事求是。”
比如满腔热血正义的陈一众，他学法、到基层实践、再度深造，直至参与修法，可19岁那年同学杜晓辉的遭遇连同薛春燕案的真相，直至剧终仍困扰着他。他警惕于特定历史时期“从重从快”判决的复现，却在自己正式工作后承办的第一案就不得不接受起点正义、终点脱轨的结果；他力主胡旭东“疑罪从无”，但从“有嫌疑即可定罪”到“证据必须确实、充分”，基层司法实践中的证据裁判意识尚在萌发中……
“许多如今已形成的法治共识，回到特定历史阶段再看，不是几个人甚至一代人能完成的。”沈严说，时间的重量沉淀出法治建设的筚路蓝缕，所以越发需要创作者逼近真实。七八年前，身为《因法之名》的导演之一，他与赵冬苓及最高检合作过。当时有位检察官告诉主创，不能把今天的公检法和昨天的割裂开，今天是从昨天一步步走来的。《重器》花笔墨还原在现实夹缝中追求清明理想的一群人、于法治奠基期破茧重生的一个时代，就是希望观众能藉由昨天步履艰难，读懂今天来之不易。
高光与痛点
《重器》播出时，弹幕里不时飘过“憋屈”“无力”。沈严很早就想明白，《重器》不是爽剧。“法，乃国之重器。重器之重，既是压舱石之重，也是每一步法治前行背后的重量。”
事实上，《重器》何止是不爽，很多时候，剧情让人很痛。邱阿桂案，表面是长期忍受家暴的受害者反杀丈夫，实则另有隐情。现实、陋习、偏见等诸多复杂因素叠加，结果叫人不胜唏嘘。夏英杰从来就理想澄澈，但她对梅芳的一时退让、她对尹平的一瞬心软，有些悲剧业已注定。正义虽迟但到，可郭达杰在生命尽头没等到真相的遗憾，闫继才沉冤昭雪时的喟叹，都是切肤的……
直面复杂过去，意味着会有与观众期待相悖的剧情出现，意味着可能会有观众因“不爽”而转身。“说不担心是假的，创作者不会无视观众。但如果都做同一类作品、写同一种语境下的台词，还有什么意思呢？”导演坦言，感谢出品方，让他有机会拍摄一部不以提供爽感为戏剧目的的作品，“确实有风险，但我们的创作是真诚的、问心无愧的”。
在片场，沈严与联合导演李江明多次感动落泪，“从拍摄到播出，有几场戏无论观看多少次，依然让我眼眶发热”，为那些明知艰难却依然坚持的法律工作者，为法治信念、人性光辉突破固有壁垒的瞬间。
于和伟饰演的律师袁亦方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为“严打”时期为被告辩护的律师进行辩护。从“击鼓传花，鼓声不停”到“总有一天它会停住”，他慷慨激昂的言辞中展现出破局的勇气、坚定的信念，甚至不惜以生命捍卫正义的孤勇，最终传递出对中国终将迈向法治道路的坚定信心。这段剧情让导演沈严每每提及都心潮澎湃。那些打动创作者的情感，同样也会深深触动观众。刑法学教授罗翔专门撰写文章并发布视频，表示“头皮发麻，眼眶湿润”，他逐字逐句地研读袁亦方的辩护词，认为法治的每一点进步背后，都承载着沉重而真实的故事。
为邱阿桂量刑时，法官方淑梅深刻感受到法律的刚性与人情的温度之间的冲突，而她自己也深陷家庭困境之中。吴越在加入剧组前，与导演多次探讨“救人者难自救”的人物设定，查阅了当年的相关影像资料，并前往基层法院进行实地体验。荧幕上的方审判长坚守程序正义、坚持法不容情，同时也展现出法律工作者的仁爱与同情心。
沈严眼里，法律人的高光并不限于庭前激辩的过程，也不限于“成功”的结果。袁亦方不求利益但求法治是高光，方淑梅为一家三代女性生活而计之深远的苦口婆心是高光，郭达杰在监狱岗位驻守半生、日拱一卒更是高光。无数法律人的微光连起来，铸就一部中国当代法治史。
现实与回响
令人深思的是，剧中所呈现的一些情节发生在三四十年前，尽管如今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法治建设也已取得长足进步，但剧中事件与当年的现实依然能够引发共鸣。关于案件社会舆论的双重性等深层次思考，依旧能跨越时空，与当下产生对话。
就在《重器》热播之际，九年前首播的《我的前半生》也突然走红，在这个夏天重新吸引了新的观众群体。沈严表示，作品能够被赋予新的观点和新的理解，是创作者的幸运，“但二创、三创等，都属于观众，创作者的职责已经完成”。
而对《重器》，他的态度是特殊的。《重器》的意义，不在歌颂，而在铭记——它让今天的观众看见，法治中国不是凭空而来，那是一代代人用青春、热血，从无到有、从粗放到精细地锻造而成。正如剧中台词：“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沈严说：“法治的进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法治建设也没有完成时。”国之重器，仍在锻造中，电视剧《重器》仍将继续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