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财经时报2025年09月20日 03:58消息，分析上海发展绿色金融的优势与挑战，对比新加坡、香港，探索未来发展方向。
□ 黄雯馨杨晗
提升上海绿色金融的发展水平，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当前，绿色金融作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上海作为我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在这一领域具备良好的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未来应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加强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推动金融机构加大对绿色产业的支持力度，同时强化信息披露和标准体系建设，提升市场透明度和公信力。此外，还应注重人才培养与国际合作，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国际视野。
□强化制度标准和认证体系建设：一是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二是构建统一的标准体系；三是加快绿色认证体系的推进与完善。这一系列举措旨在提升相关领域的规范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当前推动绿色转型的大背景下，加强制度建设与标准化管理显得尤为重要，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促进公平竞争，同时也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可信的信息参考。
强化统筹设计，提升外部资金参与便利度：首先，应推动建立并完善专门的议事协调机制，以更好地整合资源、统一政策导向；其次，需进一步优化外部资本进入绿色项目的过程，提高其参与效率与便捷性；同时，要充分挖掘和利用自贸试验区及离岸金融试点等政策优势，为外资提供更多支持与机遇。 观点认为，当前在绿色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吸引外部资金成为关键。通过制度设计的优化和政策红利的释放，不仅能增强市场信心，也有助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未来，还需在监管协同、信息透明和风险防控等方面持续发力，确保资金真正流向有潜力、有需求的绿色领域。
加大交易平台建设，完善产品供给以促进产业协同：首先，要充分发挥碳交易在ESG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其次，利用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优势，持续推进产品创新；再次，加强政策激励，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强化创新驱动，抢占绿色与数字金融发展新高地：首先，应加快建立并完善针对境外债券投资者投资绿色产品的税收减免机制；其次，持续推动金融科技的深度应用，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与安全性；最后，需进一步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并健全人才培养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在当前全球绿色转型和数字化浪潮加速的背景下，推动绿色金融和数字金融的发展已成为重要方向。税收政策的优化有助于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关注绿色项目，增强市场活力。同时，金融科技的应用不仅能够提升服务效率，还能有效防范金融风险。而人才作为核心资源，其吸引力和培养能力将直接决定一个地区在相关领域的竞争力。因此，这些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
今年6月，中央金融委员会印发的《关于支持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意见》提出，经过五至十年的持续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整体能级将实现全面提升，基本建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相匹配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一战略部署为上海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体现了国家对金融资源配置和全球竞争力提升的高度重视。 从当前的时间节点来看，距离政策出台已过去近一年，上海在金融开放、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正稳步推进。未来几年将是决定上海能否真正跻身全球顶尖金融中心的关键期，需要在国际化水平、市场深度、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等方面持续发力。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关乎上海自身的发展，也将对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放眼亚洲，近年来，新加坡、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促进了当地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也有效提升了金融中心的整体能级。本文旨在分析绿色金融推动金融业整体提升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路径，并结合新加坡、香港等地区的经验，探讨上海发展绿色金融的优势与挑战，识别潜在机遇，找准自身差距，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提供有益参考。
一、绿色金融助推金融中心能级提升
1.绿色能源结算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绿色产业定价对货币主导地位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历史上，主要大宗能源使用何种结算货币对于一国货币的崛起具有重要意义，“煤炭-英镑”“石油-美元”都是大宗能源交易与货币结合，成功推动相关货币国际化的典型案例。近年来，绿色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各国都致力于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据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到2040年新能源消费将占世界能源消费的25%。2024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微增0.8%，总量达378亿吨，随着新能源消费占比的不断增加和越来越多国家重视碳排放，绿色能源定价权对货币主导地位的影响将愈发重要。
二是绿色融资成本相对较低。相关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更受欢迎。明晟和道富投资管理公司的研究发现，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表现优异的企业显现出更强的韧性和潜力，股票收益优于同业，债券融资成本低于同业。2024年，我国贴标绿色债券发行成本优势为11.1个基点，较2023年增加5.8个基点，发行当年为发行人累计节约财务成本约7.6亿元，同时ESG领先企业的机构持股比例较落后企业高23%，绿色融资受到市场欢迎。
2.亚洲主要金融中心抢抓绿色金融机遇
近年来，新加坡、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正积极推动绿色金融发展，通过出台多项政策和建立相应机制，为绿色金融的落地提供有力保障。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提升地区的国际竞争力，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注入了新动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低碳转型的背景下，绿色金融已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地区的先行探索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一是推动净零排放转型。新加坡设定了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2024年通过了《2022年碳定价法案（修正案）》，逐年提高碳税，促使企业降低碳排放。启动应用国际碳信用（ICC）框架，根据这一框架，企业可以通过购买国际碳信用来抵消最多5%的应税排放量，为碳交易市场建立提供了业务基础。
二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新加坡通过设立总额20亿美元的绿色投资计划（GIP），支持绿色公共市场发展，同时借助离岸基金免税计划（“13D”计划）和家族办公室税收优惠等措施，吸引资产管理机构设立ESG管理团队。此外，新加坡还启动了“绿色债券资助计划”（GBG），为绿色债券发行方提供外部审查方面的经费支持。2024年，新加坡在绿色、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挂钩（GSSSL）债券及转型债券领域的发行总额达到133亿新元，较2023年增长近80%。相比之下，香港则推出了为期3年的“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资助计划”，为符合条件的债券发行人及贷款借款人提供资金支持，用于支付债券发行和外部评审的相关费用，以吸引更多机构在港开展绿色金融业务。2024年，香港发行的绿色及可持续债券总额超过6552亿港元，连续7年位居亚洲第一。 从这些举措可以看出，新加坡和香港都在积极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不仅提升了本地市场的吸引力，也增强了国际竞争力。这种持续的政策投入，有助于推动绿色经济转型，同时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三是加强信息披露管理。新加坡要求进入碳交易所交易的碳信用必须经第三方认证（如Verra、Gold Standard等认证），确保碳信用项目真实性。香港联交所则不断修订上市公司的ESG披露指引，提高对上市公司相关ESG信息的披露要求，自2011年起将上市公司《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列入《上市规则》的附录。
四是推动绿色标准与国际接轨。今年，香港开始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必须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的IFRS S2标准提供强制性的气候相关披露。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则与主流的碳信用项目标准，如全球碳理事会（GCC）、美国碳注册机构（ACR）、REDD+ 交易架构等均达成了合作协议。
五是建立健全绿色交易平台，推动绿色产品与交易模式的创新。新加坡依托其与东南亚国家的紧密关系，相继设立了国际碳信用交易所和气候影响交易所，吸引本地及东南亚的资金参与碳交易。香港则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扮演“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于2022年推出了碳信用交易市场CoreClimate，这是全球唯一支持港元与人民币结算的自愿碳信用交易平台。该平台已上线超过50个获得国际认证的碳减排项目，吸引了80多家机构参与交易，开市首月交易量便达到40万吨。截至今年3月底，香港共有218只获得监管认可的ESG基金，资产管理规模达10857亿港元。
3.新加坡、香港发展绿色金融的积极效应
发展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不仅促进了相关地区的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也带动了整个金融业的升级与优化。
一是有效推动了绿色转型。新加坡通过吸引外部资金流入，有效地推动了绿色领域投资，推动了绿色转型。2024年新加坡私营绿色投资增速达194%，是东南亚国家平均增速（43%）的近5倍，居东南亚国家首位。而东南亚其他国家绿色转型和绿色金融相对停滞：2024年印度尼西亚私营绿色投资增速-22%，全年未获得新的清洁能源投资；菲律宾私营绿色投资增速-12%，获得的废弃物管理融资从2023年的6亿美元降至2024年的零；泰国、越南私营绿色投资同样呈现负增长。
二是进一步巩固了离岸中心的地位。2024年，新加坡推出27只ESG期货产品，相关金融工具吸引了东南亚地区的增量资金流入，用于碳汇套期保值，进一步强化了新加坡作为离岸金融中心的吸引力。香港则依托可持续及绿色交易所（STAGE）、CoreClimate等平台，以及Ensemble项目沙盒机制，推动碳交易与项目创新，于2022年11月完成了首笔碳市场人民币交易。同时，通过发行和交易离岸人民币ESG债券、CCT（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债券等方式，有效提升了市场的活跃度，拓展了离岸人民币的交易范围和深度，增强了离岸人民币的定价能力。 **看法观点：** 新加坡与香港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布局显示出两地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前瞻性。新加坡凭借ESG期货产品的创新，成功吸引区域资本关注，而香港则通过制度创新与人民币国际化相结合，展现了其在离岸金融市场中的独特优势。两者相辅相成，不仅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也为全球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更多样化的选择。
近年来，绿色金融与其他领域的融合创新不断深化。今年1月，新加坡交易所（SGX）完成了首笔符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标准的碳信用代币化交易，将林业碳汇资产上链并进行分割，使得最低投资门槛降至100美元，进一步提升了市场参与度与普惠性。与此同时，香港也取得了重要进展，成功发行总额达60亿港币的全球首批多币种数字绿色债券，并在新能源领域落地了现实世界资产区块链融资（RWA融资）等项目。蚂蚁数字科技也为基于ESG的新能源资产支持的代币化票据发行提供了技术支撑。 这些举措表明，绿色金融正在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更广泛的覆盖和更高效的资源配置。代币化和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透明度和流动性，也为传统金融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政策支持和技术成熟，绿色金融的未来发展值得期待。
二、上海发展绿色金融具有多重优势
1.绿色金融政策基础完善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系统性绿色金融政策框架的国家，构建了有力支撑绿色金融发展的制度体系。
中央层面：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进行了部署，提出了一系列完善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的任务和措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指明了方向。
国家部委层面：2017年，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支持绿色债券发展的指导意见》；2020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202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年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细化绿色低碳转型和绿色金融支持重点产业。
地方层面：《上海市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行动方案（2024—2027年）》从重点领域转型、完善能源市场机制、发展碳交易，推进绿色金融产品和工具创新、完善财政保障和产业培育机制等方面明确了绿色转型行动路径和方案，目标是到2025年绿色低碳产业规模突破5000亿元；2024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18项制度创新成果。
2.绿色产业具有纵深优势，融资和结算需求较大
产业方面，上海依托国家级一体化发展的开放合作平台——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具备深厚的产业基础，尤其在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同时，上海在风电、核能、氢能、碳纤维材料等绿色低碳关键领域具备明显的技术优势。目前，已有25所高校院所和80余家新能源产业相关企业技术中心，共同参与建设了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等多个新型绿色研发机构，为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与人才支撑。 从发展趋势看，上海在绿色低碳领域的布局不仅体现了其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引领作用，也展现出对高质量发展的深刻把握。通过整合区域资源、强化科技创新，上海正逐步构建起绿色产业发展的新高地，为全国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上海方案”。
2024年，超过95%的绿色债券在上海发行。上海本地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分别发行了35只和24只绿色债券，发行金额分别为271.9亿元和349.6亿元，占全国总量的十分之一。截至2024年底，上海市绿色贷款余额达到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7%，增速显著高于全市各项贷款的平均水平。
此外，上海在跨境人民币的应用场景方面表现尤为突出。2024年，上海的跨境人民币业务规模占全国总量的47%，结算金额则占据全国近八成。当年新增了1.24万个经营主体选择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其中货物贸易领域新增主体占比为30%。随着“双碳”目标的不断推进，产业资金持续投入，研发能力不断提升，绿色产业有望继续保持规模与技术上的优势，进而推动人民币在新能源领域的计价和结算应用场景进一步扩大。
3.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机构集聚
一是上海金融基础设施完善。从机构看，上海集聚了股票、债券、期货、货币、票据、外汇、黄金、保险等15家全国性交易所、交易市场，以及相关登记、清算机构；持牌金融机构总数达1771家，外资金融机构占比近三分之一。
二是上海在能源定价方面具有成功的国际经验。上海期货交易所（SHFE）、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INE）在橡胶等大宗商品方面取得领先定价权。同时，上海在铜、石油、黄金等产品上展开定价权竞争，“上海价格”指数在大宗市场已具有一定影响力。同时，上海也具有较好的融资环境，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指标连续4年排名全国第一。
4.绿色金融业态国内领先
近年来，上海从平台、指数、产品、融资支持等多个维度拓展绿色金融业态。
平台方面：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落户上海；2024年1月，上海绿色金融服务平台正式启用，提供一站式绿色识别服务，简化企业在发债过程中的绿色评估流程，目前已累计入库超过80个绿色融资租赁项目，融资总额超过110亿元；2025年，上海推出碳普惠管理运营平台，实现与政务应用的对接，可自动签发减排量“T1”认证。
指数方面：2022年，上海环交所联合上交所和中证指数公司发布了碳中和指数，并推出了相应的指数ETF，该指数涵盖了在低碳转型过程中表现突出的企业；到了2024年，上海环交所与上海期货交易所共同发布了上海碳价格指数，进一步丰富了市场的价格基准体系。 从这些举措可以看出，我国在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方面正不断迈出实质性步伐。碳中和指数和碳价格指数的推出，不仅为投资者提供了更丰富的工具，也反映了市场对低碳转型企业关注度的提升。随着政策支持和技术进步，碳金融市场有望在未来发挥更大作用，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产品方面：上海已先后推出碳配额远期、碳市场回购、碳配额质押贷款保证保险等多个创新金融产品，累计融资金额超过1.3亿元；绿色REITs、绿色信托、绿色租赁等产品也逐步在沪落地实施。
2024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向中外资地方法人银行发放碳减排支持工具资金5.94亿元，支持机构新发放碳减排贷款20.4亿元，预计带动年度二氧化碳减排36.4万吨当量。这些措施在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不仅有效激活了碳资产的价值，也增强了市场的流动性。通过引导金融资源向低碳领域倾斜，进一步促进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上海发展绿色金融面临的挑战
1.绿色认定标准建设不足
近年来，全球企业气候信息披露监管格局正在经历深刻变化，部分国家和地区正加快推动碳排放信息的强制性披露。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中主动披露气候信息的上市公司数量已增至2200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然而，当前碳排放信息披露仍以自愿为主，尚未形成强制性要求。2024年1月，上海上线了绿色金融服务平台，实现了绿色项目的统一申报、认证和管理，但在绿色项目认定和评级标准方面仍缺乏统一规范。由于标准不一，一些企业虽然声称采取了环保措施，但实际上生产经营并不符合绿色环保要求，存在“漂绿”现象。金司南金融研究院指出，从企业层面来看，上海乃至全国的上市公司在ESG信息披露方面普遍存在选择性披露、实质性议题信息不足等问题。 在我看来，尽管我国在推动绿色金融和气候信息披露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制度建设仍需进一步完善。统一标准的缺失不仅影响了信息的可比性和可信度，也给监管带来了挑战。未来，应加快建立科学、透明、可操作的绿色项目认定与评级体系，同时强化对“漂绿”行为的监督和惩戒，推动企业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2.总体设计有待加强
一是缺乏专门的议事协调机构。新加坡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负责政策制定和投资资助，该机构在绿色金融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并牵头成立了绿色金融行业工作组（GFIT），成员涵盖金融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及金融行业协会代表，统筹制定绿色分类标准、完善风险披露机制、推动绿色金融解决方案实施以及强化风险管理等政策，有效促进了绿色金融的发展。香港则设立了绿色和可持续金融中心，作为专门的议事协调机构，负责统筹金融监管机构、相关政府部门、业界及学术机构在培训与政策制定方面的工作，构建了资源、数据及分析工具的知识库，有力推动了相关金融业态的升级。相比之下，上海虽然有多个部门和机构在推动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发展，但尚未设立相应的专门议事协调机构。
二是对境外绿色投资的优惠政策相对有限。我国虽已出台针对境外债券投资者的税收减免政策，但其针对性和力度仍显不足，导致境外投资者通过基金、债券等方式参与国内绿色金融发展的成效不够显著。当前，绿色金融的发展需要更大力度的政策引导和更完善的制度支持，以吸引更多境外资本关注并投入中国市场，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3.离岸市场发展尚不充分
近年来，跨境人民币业务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相关应用场景持续拓展。2024年，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外贸新业态中，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长了55%；新型离岸经贸业务的结算量也实现了110%的同比增幅。然而，离岸市场的发展仍处于试点阶段。上海依托自贸试验区，推进境内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通过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以及账户本外币合一等机制，推动跨境结算和离岸债券等业务发展。在债券领域，主要遵循“两头在外、多级托管”的原则，支持境外主体面向国际市场发行债券融资，2025年7月成功落地首单金额为5亿元的自贸区离岸债券。相比之下，2025年上半年中资离岸债总发行规模约为1166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5%，其中产业债约233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118%，显示出产业融资需求强劲。与此同时，国内绿色主体更多选择在伦敦、香港、新加坡等地发行绿色债券，这使得上海面临较为紧迫的战略发展机遇期。
四、政策建议
1.强化制度标准和认证体系建设
一是强化信息披露要求。关注与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在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上的差异，主动应对监管框架变化，推动自愿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向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转变。加强底层数据建设，加快行业数据整合，通过企业生产、能耗、排放等各类数据构建企业碳排放档案。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绿色资产的识别、认证与管理能力，降低绿色投融资的信息不对称，提升绿色金融产品定价科学性与透明度。
二是构建统一的标准体系。建立统一的绿色项目认定与评级标准，针对重点减排行业制定专门的核算规范；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的协作，推动碳排放标准融入全球供应链认证体系。强化碳交易市场的建设，通过平台审核机制规范绿色交易的运行，实现有效的市场约束。探索对绿色项目的集中评审，推动完善绿色企业的认定、产品分类、基准参照及信息披露等标准化监管体系，形成既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又能对接国际主流的绿色标准。
三是推动绿色认证体系建设。应进一步完善对认证机构的监管机制，强化绿色认证机构的建设，促使其在组织架构、技术能力、评估方法以及国际互认等方面实现独立运行，培育具备国际影响力的绿色认证机构。同时，应加强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等要素纳入信用评级体系，从而更好地支持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我认为，绿色认证和信用评级体系的完善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通过提升认证机构的专业性和国际竞争力，有助于增强我国在绿色经济领域的话语权。而将ESG因素融入信用评级，则能引导企业更加注重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形成良性循环，为经济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2.强化统筹设计，提升外部资金参与便利度
一是推动建立并健全专门的议事协调机制。统一标准，强化政策协同与信息共享，统筹推进绿色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构建政策引导、市场运作、技术支撑相融合的绿色金融市场发展格局。
二是提升外部资金参与绿色项目的便利度。探索与国际主流绿色债券标准的互认衔接，降低合规与认证成本；鼓励境内外交易所开展绿色债券“互挂互认”试点，便利境外投资者通过“债券通”、合格境外投资者（QFI）等渠道投资我国绿色债券市场。
三是充分用好自贸试验区、离岸金融试点等政策优势。针对绿色项目融资需求，完善离岸外汇资金和资金清算的配套安排，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质效；鼓励金融机构适度创新离岸绿色信贷、绿色资产证券化、绿色跨境并购融资等产品服务。同时，统筹绿色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有效防范“漂绿”、汇率波动、信用违约等潜在风险。
3.加大交易平台建设，丰富产品供给推动产业协同
一是充分释放碳交易在ESG体系中的核心平台作用，积极引入外资，增强市场定价能力，推动碳市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丰富碳市场交易工具，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基础上，深入推进碳远期、碳掉期等衍生品的试点，持续优化产品设计与交易规则，提升市场流动性与参与度，进一步发挥碳市场在资产配置、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吸引证券公司、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
二是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优势，持续推进产品创新。推动将各类环境权益纳入银行授信范畴，有效激活企业资产，拓宽融资渠道。积极发展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绿色租赁等融资产品，探索开展ESG存贷款等业务，不断提升相关产品的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
三是强化激励措施，持续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实施工业节能与低碳发展。完善绿色融资风险分担机制，设立专项风险准备金；对开展碳质押融资的企业给予利息补贴；进一步引导保险机构为投保企业提供环境风险降低服务，促进产业协同发展。
4.强化创新驱动，抢占绿色和数字金融高地
建立并完善针对境外债券投资者的税收减免政策，鼓励其投资绿色产品。同时，为绿色债券发行方提供第三方认证费用的支持，有助于提升市场透明度和公信力，进一步推动绿色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通过政策引导与优惠措施，吸引更多国内外绿色金融机构落户上海，促进相关机构集聚，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增强区域竞争力。 我认为，这些政策举措不仅有助于提升上海在全球绿色金融领域的地位，也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绿色金融的发展需要制度保障和市场激励相结合，而税收优惠和认证支持正是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手段。未来，随着更多绿色资本和专业机构的聚集，上海有望成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核心枢纽。
二是深入推进金融科技的应用。试点新型业务监管沙盒机制，探索数字人民币、区块链、供应链金融及大数据等技术在绿色企业认定、评估以及金融产品创新中的应用路径；推动绿色贷款、绿色债券全流程的线上化操作，切实降低操作风险。
三是进一步强化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积极吸引具备国际金融机构、评级机构、咨询公司或跨国企业ESG管理经验的外部人才；推动机构设立专门的ESG岗位。同时，针对现有从业人员，开展环境风险管控、碳排放核算、可持续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培训，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
黄雯馨任职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杨晗工作单位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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